1月14日習近平推出新制度，中共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學者指出，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也就是江澤民主政時，曾發生過如此大規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層卻明確否定這一事實，原因之一是，在所謂企業改制的過程中，中共執政集團徹底拋棄了以國企工人為主體的社會底層。不僅如此，從1998年到2003年這段私有化高潮時期，江澤民當局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製造了長達6年的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阿波羅網評論員分析，習近平的做法，和當年江澤民的做法完全是對著幹。但是木已成舟，這些資產很難收回國有。也就是全中國大陸人民的財產，被這些竊國大盜瓜分了。
新華社14日報導，中共中央近日印發"關於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
中央社報導，上述文件提出，中共國務院每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依法由國務院負責官員報告，也可以委託有關部門負責官員報告。
文件表示，人大常委會進行國有資產監督時，應側重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有關國有資產重大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情況、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等9大方面。
這一文件說，建立中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是中共中央加強人大國有資產監督職能的重要決策部署，是加強國有資產管理和治理的基礎工作。對於增加國有資產管理公開透明度、提升國有資產管理公信力等具有重要意義。
文件提到，依據憲法和法律，中國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並負有管理職責，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負有國有資產監督職責。
學者何清漣表示，中國政府不許國內媒體討論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私有化過程的調查報告，直到2011年，中共官方還堅持宣稱「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條「不搞私有化」。但是，這一謊言只是用來欺騙國內公眾，實際上，中國政府曾經委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中國進行了幾次有關中國私有化結果的調查，調查報告都以英文發表在國外，以便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早在1997年底就開始推進私有化，從而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地鋪平了道路。
何清漣指出，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後十來年當中，中共當局極少追究紅色精英們侵吞企業國有資產的行為。不僅如此，從1998年到2003年這段私有化高潮時期，中共政府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製造了長達6年的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權貴、國企經理廠長及官員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
美國媒體人、阿波羅網特約評論員「在水一方」指出，這段時間是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最風光得意的時期。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資本家入黨」的戰略決策下，中共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為紅色權貴侵吞資產開綠燈，這涉及到黨國經濟命脈的頭等大事只能是江澤民的命令。習近平如今推出新制度，國務院每年向人大報告國有資產，按學者何清漣的話說，就是江澤民改變了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但是我認為，前景並不樂觀。這些國有資產被江澤民家族帶頭侵吞，已經是覆水難收。
何清漣強調，2003年以後雖然重新恢復了國有資產管理局，但私有化結果木已成舟，原來的國企廠長經理們已經堂而皇之變身為私營企業家。
中國私有化的明顯弊端
學者程曉農研究過俄國和中歐數國的私有化過程，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由政府鼓勵並保護、允許共產黨幹部直接侵吞國企資產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國採用；中歐各國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讓共產黨幹部染指。
程曉農認為，如果把中國和俄國的工業企業私有化過程與結果作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式私有化的明顯弊端：
第一、中國政府從未宣布過企業私有化的具體設想，私有化過程是政府官員和廠長、經理策劃於密室，操作於黑箱，將工人排除在外而進行的。與之相反，俄國政府有統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決定選擇哪一種。
第二、中國工人大多是被廠長、經理以保留工作為條件強迫入股，不得不動用個人儲蓄。中國工人入股本廠之後，空有股東虛名，其權益卻得不到保障。與之相反，俄國工人對本企業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的私有化券，他們的股東身份能得到承認，權益也有保障。
第三、在俄國，私有化之後，企業職工持有的本企業股份大約占40%左右，比中國工人的10%多得多；俄國的企業經理層雖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國的經理階層少得多。因此，俄國的廠長經理靠他們個人控制的股份，往往無法把企業變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第四、私有化之後，中國大約半數國企職工被解僱，廠長、經理藉解僱員工來降低企業成本（即減員增效），此舉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與之不同，在俄國私有化過程中，解僱工人的情況較少發生。
第五、中國推行私有化之時，中國尚未建立保障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系統，失業工人沒有生活來源，加之企業廠長、經理大肆侵吞國有資產，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大量的勞資衝突。1995年全中國縣、市一級的勞動糾紛仲裁機構處理的勞資衝突為3.3萬起，2006年這個數字達到44.7萬起，2008年上升到69萬起。而俄國在私有化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仍然正常運轉，少數失業工人可以領取社會福利而勉強生存。俄國的廠長、經理在私有化過程中比較尊重工人的意願，勞資雙方很少因私有化而發生衝突。
西方有學者認為，共產黨國家的威權體制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因為政府的強權可以克服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往往被他們視為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全然忽視了這一「經濟轉型」過程完全漠視社會公正，剝奪了民眾的權益。這樣一種只有利於統治精英的制度安排，為日後中國的社會衝突埋下了深重的禍根。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