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上初中時，我就知道唯有不斷要求進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對我前程的負面影響。1953年，我考入杭州師範摘下紅領巾後，就一遍一遍遞交入團申請，一次一次參加團支部組織的活動，竭盡所能為自己塑造一個良好的形象。當時雖然還沒有「學雷鋒」，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麼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個切入口：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別人早起一會，同室同學起床時，我已替他們每人的臉盆里打好了洗臉水。如此持之以恆，終於感動上帝，團支部將我列為發展對象。經過莊嚴的支部大會極為認真的討論，我和其他幾位寫了申請的同學都以絕對多數票獲得通過。
那一陣，我很注意學校的布告欄。終於有一天，校團委的新團員名單公布了，我滿懷興奮地擠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掃過一個個名字，沒有，沒有我的名字。與我同時被支部大會批准的另幾位同學都榜上有名，只單單將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覺得周圍的人都或憐憫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狽萬分，鑽出人圈。
那時師範生普遍都有一個隱藏在心靈深處的願望，希望被保送上師範學院，以改變畢業後充當小學教師的必然命運。要獲得保送，身為青年團員是首要條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終究是個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學生的前進動力，我也一樣。
我悶悶不樂之時，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來了。他素來就像個兄長，愛護我，幫助我，這次也不例外，還是一番熱情鼓勵：「別灰心，繼續努力嘛！對家庭要加強認識，用行動來劃清界限。」我內心又充滿了熱力，決心按他的話做。
加強認識還好辦，多從理論書籍中摘抄有關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動來表現，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麼呢？保爾與資產階級嬌小姐女友冬尼婭絕交，牛虻書寫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傳單，女紅軍戰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顆」致命的子彈，等等，這些都是在革命鬥爭極為激烈時的行為，今天的我，實在無法照搬。
帶著無計實施「好表現」的悵惘，1954年暑期我回到家鄉。母親那兩年常去上海幫傭，以掙取微薄的佣金養家餬口，後因身體不好，數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鄉。母親見我放假回來，很高興，病情也減輕許多。談話中，她忽然壓低聲音，顯出很神秘的模樣：「我也有那個證啦！」「什麼證？」「人，人民證。」「人民證？」我從來沒聽說過還有這麼一種證。母親看我對這事有懷疑，就拿來板凳，顫顫巍巍地踩上去，從碗櫃的最高一格里摸索了一陣，取了張小紙片，莊重地遞給我。我打開那紙片，原來是一張選民證，蓋著紅色的政府印章，還寫有媽的名字。
「媽，你從哪兒弄來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裡。他們說，保姆是勞動人民，就給了我這個。」媽媽欣喜地說。她將那張選民證拿回去，仍然顫顫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進碗櫃的最高層，又遺憾地補充道：「本來還要我去參加選舉，聽說很熱鬧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來了。」
這張選民證其實並沒有履行其選舉權利，媽媽為什麼把它看得這麼重呢？
「這幾回去上海，老生病，錢沒掙多少，不過拿了這張證也值得。人民證，人民證，我也當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媽媽為何這麼寶貴這張薄薄的紙片。多年來，作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里只有低頭認罪挨批受訓的份，何曾被人視為同類？雖然媽媽是被村農會特別恩准去上海幫傭，並因此偶然得到了這張選民證，雖然這張選民證從未使用，以後也絕沒有機會再使用，雖然這張選民證並沒有帶給媽媽政治生命任何實質性變化，但媽媽已感到非常滿足了。一字不識的媽媽把選民證誤說為人民證，其實是她內心願望的一種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為一個和其他人同樣的人民啊。
媽媽內心小小的滿足卻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負擔。我知道，這張選民證不應該屬於媽媽，她是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於對方不明情況稀里糊塗得到的。這是對人民選舉的褻瀆，是事關原則問題的失誤。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我想起了團支部書記語重心長的囑咐，要劃清界限，要有實際行動表現。現在，不正是考驗的時候、表現的時機嗎？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對慈愛的母親，我能像那些大義凜然的英雄一樣，指著她的臉如此斥責嗎？——「你隱瞞了罪惡的身份，你竊取了人民的權利！」
不，我做不到，我實在做不到。思慮再三，我想出了一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辦法。我決定偷偷把這張選民證拿走，反正它對媽已經沒什麼用了，她會誤以為是自己不慎丟失，而我將這不應得的選民證交給團支部，由他們退還發放單位。這樣，媽媽不會因此而難過，原則性的失誤又因我的檢舉而得到了糾正，我豈不有了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實際行動嗎！
做出此決定後，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時機。媽媽是很願意和在外地求學的兒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體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裡懷著鬼胎，竟顧不上媽媽這份摯愛之情，反而內心怨懟她怎麼總不出門。好容易有一回她離開了家，我急急搬來板凳趴到碗櫃的最高處在裡邊翻個不停。那裡亂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時沒找到那紙片。正在此時，房門被推開，媽媽回了家。她見我又著急又慌亂的模樣，不禁發問：「你要找什麼？」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說：「不找什麼，隨便翻翻。」媽媽的眼裡閃過一絲疑問，但隨即以一句淒涼的話語岔開：「那裡就是一些破爛，家裡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了！」
我仿佛覺得媽媽已識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視媽媽的眼睛。我於心有愧，因為我並非真正在捍衛什麼原則，而是受一種卑屑的利益願望所驅使。
那次行動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現」的熱度大為降低，媽媽疑問的眼神，淒涼的語句，總縈繞著我。直到暑期終了，我再沒去動那碗櫃的最高層，甚至連看都沒勇氣往那裡看。自然，在家庭出身這個關鍵問題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並無突出的劃清界線的表現。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團申請，在支部大會又一次通過後，仍然被團委——據說，這回是報到了市團委——否決了。
母親是在那件事過去後十多年去世的。其時，我剛步出牛棚，沒回去參加葬禮，故不清楚那張選民證有沒有讓她帶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為了所謂的劃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划過一場極可能傷害母親的舉動。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