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這整整推遲了約十個月。原因無外乎這麼幾個。一是20大以來，習近平提拔的若干重要官員因故被撤銷職務，包括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他們是中央委員，要等中紀委調查結案後，提交中央全會審查通過。可能對案件的定性比較猶豫，調查過程頗費心思，一必須得處理，二要顧全習近平和中共的面子，所以遲遲不能結案。二是時機不好。國內經濟持續走低，各種「灰犀牛」接踵而至。外交上又左右為難。既要援俄避免俄羅斯戰敗，又想避免美國及其盟友的制裁。三是中共內部也出現重大分歧。去年12月財新網借紀念十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發表「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社論就是一例。大批官員「躺平」，「懶政」也是對習近平所作所為的消極抵抗。料想，到今年七月，這些問題得到了解決或有所緩和，習近平在經濟外交政策上或許有所退讓和妥協，以換取黨內更多的支持。消息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還有可能就是習近平將進一步推進黨國一體化，將國務院的行政職能更多地轉移到自己手中。但不太可能將國家主席實職化，這意味著中共將放棄權力壟斷。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在政治上出現了很大的倒退。國內外有目共睹，官員和民眾深受其害，深有感觸，不必贅言。習近平對此負有主要責任，但不是全部責任。習近平對內鉗制言論，打壓私營經濟，加強社會管控；對外大搞大國崛起，「戰狼外交」的政策有著較廣泛的社會基礎，得到了黨內保守派，中層階級中的粉紅和以國家強大為精神支柱、受剝奪最厲害的底層民眾的支持。蓋因中國經濟增長，成為第二經濟大國之後，許多中國人虛榮心無限膨脹，盲目自大，以填補以實用主義為指導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精神空虛和作為受剝奪的補償。而捨棄了優先發展經濟和韜光養晦的先前國策。還沒闊綽幾天，就忘乎所以，妄圖改變世界秩序與規則，自以為是地要為世界指明方向，大言不慚地妄言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但自從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加強的遏制之後，經過三年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持續下滑，大多數人的收入出現下降，許多人失業，年輕人就業難，生活水平顯著下降。房價下跌，資產泡沫泄氣，也讓所有房產持有人的財富縮水。而未來前景又看不到什麼希望。江胡「悶聲發大財」時期，腐敗盛行，貧富懸殊，但人們的絕對收入幾乎都不斷提高。但「大國崛起」卻讓幾乎所有人絕對收入下降。人們總是對當前的苦楚感受最深，很容易朝秦暮楚。於是那些原來跟隨習近平鼓譟「大國崛起」的人也對之沒有了太大興趣。畢竟意淫國家的強大不可能無限抵消和補償現實生活的艱難、挫折和殘酷。在習近平強行修改憲法連任三屆黨軍政最高職務之後，他逐漸失去了黨內外的基本盤。這類似於文革末期，大多數人失去了對當前政局的信心，迫切希望能有「撥亂反正」的改變。但礙於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只能寄希望自然規律起作用。而習近平並沒有毛那樣巨大的威望，不至於那麼絕望，黨內外廣泛的意志有足夠的力量扭轉局勢而不至於引發嚴重的政治動盪。
因而發展經濟，提高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十多年的「大國崛起」占上風后再次成為體制內外大多數中國人的最大共識。就個人自由，增加收入和國家強大三大目標之中，中國人對增加收入的追求最高，其次是國家強大。追求國家強大的本質上是對權力的追求，攀附和服從。而對個人自由追求最弱，非常微弱，只有極少數人對之有較強的認識和認同，更少的人願意為之付出代價。追求個人自由要付出的代價越大，願意去踐行的人越少。這非常可悲，但事實如此。時至今天，中國社會仍然缺乏一個建立憲政民主的基本社會基礎；仍徘徊於經濟發展和國家強大之間。兩者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衝突性，不可兼得（參見拙文:「毛時代，鄧時代和習時代的共同點、轉承和區別」）。但無論如何，將追求經濟發展和提高生活水準放在優先位置好過將國家強大作為優先目標。
目前的狀況是，中共黨內的分歧大於朝野的分歧。社會裂變將最先發生在體制內，而不會發生在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體制內的大多數人與體制外的大多數人有著優先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共識。社會矛盾的爆發總是會出現在社會結構的最薄弱處。而中共黨內的分歧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結構的最薄弱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說，「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這句話反映出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將改革開放視為「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一方面仍然不願意放棄「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政治局會議預告，二十屆三中全會要「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究竟會帶來什麼的改革和變化呢？人們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