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行的「健康碼」被人權觀察組織認為是「中（共）國開展大規模監控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紐約時報》在2020年的分析中曾指出，中共將從「健康碼」中收集個人信息，並與中共公安共享。同時預言這個健康碼在疫情結束後可能會長期存在，以助政府對人民的監控。邪惡的中共對中國民眾施行的是借疫情之名的深度奴役！「健康碼」帶給中國人的是失去自由的圍欄。

北京當局堅持「清零」政策，結果就是上海的市民被關起來，成為清零的分母。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政府不作為導致各部門各自為政，百姓正常訴求得不到回應。急重病人無法被送入醫院而死亡，而已經轉陰的卻被逼著進方艙；普通百姓買不上食物處於飢餓狀態，各地援助的蔬菜卻被投進垃圾桶；京東的平價貨物無法完成最後100米交到客戶手中，而擁有通行證的車輛卻可以自由出入各小區售賣高價團購物資。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鼎被定性為「大叛徒」、「大特務」，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據路易·艾黎的回憶文章所述，1970年，斯諾訪華時，聽說劉鼎被關在監獄裡，他頗為激動地說：「把這樣忠心革命、這樣富有才幹的人關起來，太不應該，實在可惜。我很傷心、很傷心、很傷心。」像劉鼎這樣多年追隨中共的人，有忠心、有能力、有貢獻，但是無論曾有多大的功勞，在中共對自己人的頻繁運動中，卻只落得個被整來整去的下場。

毛澤東和江青對《武訓傳》和陶行知的批判運動持續了幾年時間，直到「反右」運動開始，大批知識分子被構陷、被迫害，才無疾而終。翻看歷史的過往，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對知識分子實為洗腦的「改造」貫穿於其百年歷史，而其中某些個人的恩恩怨怨卻也是其中的推動因素之一。

《古老的罪惡》記載，1986年至1989年（出版該書時為止）從各省拐賣到江蘇省徐州6個縣的婦女就有48,100人。由四十多名計程車司機組成的團伙，拐賣了101名婦女，最小的僅13歲。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在1986至1989幾年中增加了女性人口二百多人，她們幾乎都是從雲南、貴州拐賣去的，占這個鄉已婚青年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二。今次「楊某俠」案曝光，說明歷經了「打拐」及保護婦女相關法律的實施幾十年後，也基本沒有改變農村女性被拐賣的命運，正義和法律也沒有得到伸張，當地基層黨組織與鄉鎮政府儼然是此類犯罪模式的保護傘。

陸久之的夫人陳瑤光，原名蔣瑤光，是蔣介石第三任夫人陳潔如的養女。陳潔如和蔣介石婚後無子，在黃埔軍校期間，一次，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參觀廣州平民醫院時，抱回了一個可愛的女嬰。陳潔如到廖家來玩，對孩子愛不釋手，何香凝就忍痛割愛將女孩送給了陳潔如。蔣介石也很高興，特意給女孩取名為蔣瑤光。

這個偷換概念、不倫不類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顯然禁不起推敲，為了實現民主還要實行專政，那就是假民主之名，行專政之實，只此一點，就只能把中共歸類到集權和專政國家。那為什麼抱著專政不放的中共卻一定要標榜自己是民主呢？中共的宏偉戰略目標就是替代美國，做世界的領頭羊，把中共的意識形態推行到全球，如果直接說自己是專政體制，估計全球大多數民主國家都不會買帳。

「無害化處置」、「時空伴隨者」、「數據跨境安全閘道器」這幾個新名詞，或者是從科技行業移植到日常生活；或者是新造的詞彙；或者是改個包裝，新瓶裝舊酒，卻都彰顯著不容置疑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大數據、高科技泛濫的今天，中共也在與時俱進，它借用這些科技感十足的名詞，實質上是對民眾進行更嚴厲的控制。漠視生命、強權控制、黑白顛倒，中共頻造新詞，根本目的是為了加強其政權和統治，進一步剝奪民眾的自由。

在中國，新聞自由以及記者的真實報導和深度調查，也越來越受到中共的打壓和排擠；中國連續幾年都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2021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指出，中國的新聞自由度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7名，繼續位列倒數第四，是新聞自由度最差的國家之一。2020年，多名曾前往武漢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被抓捕，其中張展於2020年5月被抓捕關押，於2020年12月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4年。成為第一位由於報導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記者。

王峭嶺說，儘管有多年的維權抗爭經驗，但這次參選卻讓他們感到了恐懼和壓力，「為了我們14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我們宣布停止獨立候選人的參選行動。」雖然這14人沒能最終參選，但中共在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為，卻像一個巴掌狠狠地打了中共的臉，讓海內外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中共的「全過程民主」就是一個笑話。

已經對小人物們造成了一次傷害的中共，卻在小人物們對其充滿期許的喊冤聲中繼續不作為，任由事態惡化。但當涉及烏紗帽等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就採用「維穩」手段，對小人物進行「消聲」，或抓捕、或殺人滅口。中共就是這樣一個將自身利益擺在首位，欺壓、魚肉百姓的黑幫集團。社會不公、各級官員的不作為、高壓恐怖的統治手段，必然導致出現更多的歐金中。

公務員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但卻享受很高的退休金待遇。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工資按照原工資總額的百分比計發，年資超過35年的，可拿到原工資的90%。再加上各種補助，如地區津貼、公費醫療部分、住房標準和房租補貼、取暖補貼等。所以公務員退休金相對於普通老百姓退休金而言，可以用奇高來形容，有說法稱公務員退休金是社保系統退休人員的3-6倍。

台灣有中華文化的根基，承傳了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國外學生更可以在台灣學到真正的中文和中華傳統文化。而1949年中共篡政後，歷次運動將中國傳統文化破壞殆盡。目前中國大陸學生們學到的其實是被中共歪曲的中國歷史，以及中共用來給學生洗腦的黨文化。全球一流高等學府哈佛放棄北京，轉而到台灣學習中文、尋求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作為真心希望中華傳統文化得到弘揚的中國人，感到真的是一件值得高興的好事！

調查報告中提及的「新生代農民工」，需滿足三個條件：一、1980年後出生，且年齡超過16歲；二、在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6個月及以上；三、常住地是城市，戶籍地是農村。簡單講，就是指戶籍在農村，打工在城市的16歲以上的80後、90後和00後。引起大家關注的是，在北京「新生代農民工」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擁有本科以上學歷，而且「新生代農民工」在「信息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行業的「月均收入達10571元」。

今年4月1日，香港教育局發出通函，稱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大力消減課時，取消專題探究，並將到內地學習作為課程的一部分，2021年9月開學就將在高一年級推行。「改革」後課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的出現了180度反轉，恐淪為中共對學生洗腦的課堂工具。

之前公布的一份調查表明，在「只生一個好」時代，計劃生育工作做得越深入，當地的年輕人對獨生子女的認可度越高，該地區的理想子女數就越低。可見，中共此前對獨生子女的瘋狂宣傳恰恰對目前二孩、三孩的生育意願產生了反蝕作用，那些被一孩化政策洗腦的人無法馬上轉變觀念，接受二孩或三孩政策。

俘虜中間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勃沙特還被叫去給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勃沙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搶來的。

可憐的女教師，在淫威逼迫下每天吞下人間穢物，卻認為是因自己玷污了領袖「紅寶書」而罪該如此；可恨的專政隊，以保衛領袖的名義隨意剝奪人的尊嚴，卻認為不如此不能表達對領袖的忠心；可悲的小伙子，每天一絲不苟地往窩頭上塗抹糞便，卻認為是對領袖無限的忠於。被神化的最高領袖，正是文革時造成那麼多人間慘劇的罪魁。

某縣有一個老幹部被打成「國民黨」後，所受到的刑罰並非通常的拳腳相加，而是更加令他痛苦不堪的「站刑」。這種「站刑」被稱為「畫地為牢」，他被逼著站在一個牆角處足足七、八天，不但不得動一下，就連「吃喝拉撒」也必須在原地進行。直到他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昏死過去。

專政組長指派幾個「五類分子」去埋屍。這時女的似乎還在動呢！誰敢去幹這埋活人的事？幾個「五類分子」撲通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我們有罪！罪該萬死！罪該萬死！罪該……」專政組長氣洶洶地從旁邊人手裡奪過鐵杴，惡狠狠地朝女的頭上直劈下去，立刻，頭腦碎裂，鮮血四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