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節黨爭激化，眾將危矣
第二節三條對策，四類情形
第三節「從命」前鑒，後者足戒
第四節「抗命」壯舉，軍人楷糢
第五節明哲「怠命」，將之常情
第六節殺機四伏，禍根何在？
第七節嚴守中立，遠禍自保
附錄一《與政變、兵變相關性較高的部門及建制單位名單》
附錄二《與政變、兵變相關性較高的將領名單》
第一節黨爭激化，眾將危矣
2022年乃多事之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將於此多事之秋的秋天登場。圍繞著二十大的權力再分配，中共黨內各派系對所有關鍵職位展開了全面爭奪，整個局勢早已從暗流涌動而變為濁浪翻滾。由於習近平竭力要打破黨內體制慣例，為自己謀得最高權位的三連任甚至終身制，各派對此更是或助威拼搶、或聯手阻遏，弄得劍拔弩張，軍事政變或已蓄勢而待發。
中共向來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靠槍桿子奪得了政權。但中共對槍桿子加以超限度、超範圍使用的傾嚮往往導致內部火併：黨內各派系都會儘可能以武力為砝碼來增加自身在高層紛爭中的實力權重，而且還總有人試圖劍走偏鋒、指望險招取勝，所以最終往往不得不依靠軍隊來解決問題。「暴力革命」、「鬥爭哲學」之類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因，決定了中共必然會超限度、超範圍使用武裝力量而導致「槍口對內」、自相殘殺。這是不以中共自身的意志為轉移的。
二十大前夕，中共黨內的基本政治生態是：以習近平為首的「習派」為對立的一方，以其他勢力聯手組成的「倒習派」構成對立的另一方。「習派」的優勢是其首領習近平身兼總書記，為黨內職務最高者。「倒習派」則在黨內較為得眾，所以形成多數派；而「習派」則為少數派。兩派激烈較量，為二十大決戰方酣。矛盾鬥爭趨於白熱化之際，或一方搶先下手，或雙方同時拔槍，不置對方於死地則不後已。
如果「習派」命令軍方或軍隊的某些將領：鎮壓有利於「倒習派」的黨內騷動，控制、抓捕「倒習派」成員及其領軍人物，這些將領將何以應對？
如果「倒習派」命令軍方或某些將領：鎮壓有利於「習派」的黨內騷動，控制、抓捕「習派」成員及其魁首，這些將領又將何以處之？
高度激化而又沒有底線的黨爭，必然會使中共軍頭和將領們也置身於(或投身於)兵變的險境之中。中央軍委的軍頭們自不待言。布署在北京及其周邊的部隊及建制單位──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勤局(屬公安部)、北京衛戍區、北京市武警總隊、中部戰區及該戰區下轄的第81集團軍和第82集團軍等單位的主官們，都有可能誤入(或殺入)黨爭「雷區」、捲入(或投入)兵變而大禍及身。當然，駐紮在其他各地的部隊或建制單位的將領們也未見得能確保倖免於此。(參見附錄一《與政變、兵變相關性較高的部門及建制單位名單》)
第二節三條對策，四類情形
對於來自中共最高層某一派系的此類指令或命令，這些將領手中對策大概有三條：從命、抗命、怠命。
將領們如何選擇對策？這首先取決於政治形勢，特別是最高層派系與軍權之間的關係。這種關系所呈現的背景及情形可粗略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背景及情形：最高層的多數派基本掌握軍權。多數派通過表決等正常程序獲取合法決議後，全黨至少表面上必須執行，一般較少需要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
第二類背景及情形：最高層的少數派獲有大部分軍權。或為推翻多數派獲取的合法決議，或為避開、中斷不利於己方的表決等正常程序，少數派動用軍隊，通過武力威脅或兵變行動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黨。
第三類背景及情形：最高層的對立兩派陣營不明，多數派、少數派一時難以判明，雙方支持者人數孰多孰少更是難以判明，有時雙方獲軍隊支持的程度也難以估計。其中一方為奪取主動權，決定求助軍隊支持或訴諸武力威脅，甚或發動軍事政變。
第四類背景及情形：在以上第一、第二或第三類背景下，尤其是在其中某兩類背景交織的情形下，軍方以主動姿態強勢介入，導致派系鬥爭形勢突變，多數派、少數派陣營態勢也急劇轉化。
軍事政變通常發生於第二、第三類背景及情形下。第一類背景及情形下則較少表現為直接動用武力，當然也會有例外。就中共黨內當前的形勢而言，第二類背景及情形，即少數派「習派」發動政變的可能性似乎較大。如果軍方主動且強勢介入高層政局，則容易突變為第四類背景及情形。
第三節「從命」前鑒，後者足戒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出生於1970年以後的解放軍將領，對於「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間那種充滿劇烈動盪的政治形勢和整體氛圍，缺乏親身感受。由於中共的新聞封鎖和片面宣傳，他們中間有相當部分的人，對1989年「六四」事件中軍隊的所作所為也不見得有足夠的了解。他們所接受的中小學教育、部隊教育、軍校教育或高校教育中，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更是普遍存在「缺、漏、偏、假」的問題。因此，作為解放軍將領參考讀物，本文將列舉中共建政後若干政變案例，並給出不同於中共「黨文化」話語的闡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這一節只選用軍隊將領「從命」參與政變並且政變成功的案例。這是因為：其一，凡參與某一政變的將領，都暗自認為該政變的成功概率不會太低，否則就不會參與其中。可見只有將領「從命」政變且政變成功的先例和前鑒，才足以讓打算參與政變的後來者願聞其事或聞而戒之。其二，本節因此而不討論政變、兵變失敗的案例，如2006年海軍司令員張定發借海上演習時行刺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胡錦濤未遂，2012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北京「三·一九」策動武警政變失敗等等。所以，本節就「以成敗論政變」了。
1966年毛澤東藉助兵權發動「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屬於本文上一節介紹過的第二類背景及情形。1962年因「大躍進」失敗而召開「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在黨內最高層淪為少數派，但通過國防部長林彪為首的一批軍頭掌握著大部分軍權。1966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授意，林彪麾下原「四野」(第四野戰軍)的頭號王牌──第38軍(屬瀋陽軍區)由東北吉林通化原駐地開赴華北關內進行所謂「野營拉練」，臨時駐紮於北京郊區及其鄰近周邊，對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多數派形成兵臨城下之勢。毛澤東隨後趁勢發難，操控政治局於5月16日通過了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2月，長時間「拉練」於京畿一帶的第38軍就近入駐河北保定，正式接替第69軍(屬北京軍區)的防務，開始擔負拱衛北京的使命。
軍頭林彪當時選擇了「從命」政變，協助毛澤東鬥敗黨內多數派，所以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當選」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被欽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此等頭銜甚至還寫入了九大通過的黨章[1]。但兩年後的1971年，林彪便為毛澤東所迫而外逃，墜機葬身於蒙古沙漠。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黨內政治生態近似於第三類背景及情形。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六四」民主運動後，中國經濟一片蕭條。「六四」期間上台擔任中共新黨魁的江澤民當時無意繼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陳雲、李鵬等保守派更是希望回歸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前任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遭到大清洗。當時黨內觀望者眾多，派系陣營不甚明朗(政壇呈第三類背景及情形)。但已經辭去所有職務的鄧小平因其對軍隊的強有力影向而仍有著實際軍權。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巡視」南方數個省市，重提改革開放國策，聲稱「誰不改革誰下台」。時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楊尚昆、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白冰兄弟兩人及軍方眾多將領積極「從命」，力挺鄧小平。楊白冰還授意《解放軍報》發表著名社論《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表明軍隊支持鄧小平的鮮明態度。
然而，楊家兄弟大舉「保駕護航」僅僅幾個月之後，就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被鄧小平解除了兵權。軍隊內部「楊家將」勢力也被全面清洗。
2002年江澤民發動政變、強行超期續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當時黨內政治生態介於第一類和第三類背景及情形之間，但事件最後突發為第四類(背景及)情形。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時，江澤民派系(「江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占多數，據有政治局委員等高位者也以「江派」為多(局部呈第一類背景及情況)。但胡錦濤為首的共青團派(「團派」)在中央委員會內或擁有微弱多數(全局呈第三類背景及情況)。十六大上，江澤民本應當按黨內規定，向其繼任者胡錦濤交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個職務。江本人也表示同意交出此三職，政治局還就此作了決議。但在2002年11月13日十六大主席團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江澤民預先策動的張萬年、郭伯雄、曹剛川等二十名將領突然提出臨時「特別動議」，否定政治局決議，要求江澤民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一職(突發為第四類情況)。胡錦濤及大部分主席團常委會成員出於無奈，被迫同意。
江澤民事前對張萬年許過願：如果他自己得以續任軍委主席，則由張萬年出任國防部長一職。但江澤民政變成功之後，張萬年旋即被迫退休。[郭伯雄等人在十八大後落馬也並非與此全然無關。]
1976年「粉碎『四人幫』」時的政治生態也介於第一類和第三類背景及情形之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之際，華國鋒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暫缺)，為毛澤東欽定的繼承人。葉劍英時任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雖然毛澤東強制葉劍英「病休」，實際上剝奪了其兵權，但葉未遭撤職，對軍隊仍有號召力。汪東興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南海內及周邊一帶的警衛力量盡在其掌握之中。當時華國鋒、葉劍英結盟後，他們在政治局內居於多數，其對立面「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處於少數(局部為第一類背景及情形)；但後者在中央委員會內或擁有多數(全局為第三類背景及情形)。為避免陷於被動，華國鋒、葉劍英於1976年10月6日策動了一場軍事政變。汪東興則負責組織具體行動，並指揮中央警衛局部隊，在中南海懷仁堂等處一舉逮捕「四人幫」。
「四人幫」垮台之後的1977年，汪東興曾一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隨後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因「文革」期間曾追隨毛澤東迫害過黨內老幹部，以及與林彪、「四人幫」有過一定程度的勾結等問題，汪東興受到追究，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等職務。此後汪被迫逐次交出其他重要權位，1980年起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通過這些歷史案例，人們可以看到：以上參與政變且政變成功的軍頭、將領，他們所處的背景及情形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最終結局都不妙，都要因政變而下台。
第一類背景及情形(近似)，軍隊支持最高層多數派，政變成功或可升官者如汪東興(1977年)，其最終結局仍然是被罷黜、被逼退。
第二類背景及情形，軍隊支持最高層少數派，軍頭政變越成功則越取禍於身，甚或最終死於非命如林彪(1971年)。
第三類背景及情形，黨內派系陣營未明，軍頭在政變成功後或旋即下台如楊尚昆、楊白冰兄弟(1992年)，或被逐步逼退如汪東興(1978年至1980年)。
第四類背景及情形，其結果與第二類背景及情形類似或近似，政變越成功，則軍頭下台越快如張萬年(2002年)。
為什麼參與政變且取得成功的軍頭和主要將領都會下台呢？當前如有現役將領「從命」於中共最高層某一派系搞政變或兵變，其下場也必然悽慘嗎？如果高階將領(比如張又俠、許其亮、李作成等人)中有人跟隨中共當前職務最高者習近平為首的「習派」兵變舉事並且大獲全勝，也同樣會轉而失意、慘澹下台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以將領們「從命」於「習派」參與政變為例：政變前，習近平會認為這些將領有政變實力和政變能力，所以利用他們。政變中，習近平會看到他們有政變膽量和政變能量，所以依靠他們。政變後，習近平會確認他們熟悉政變權謀、懂得政變操作、具有政變經驗，所以提防他們。習近平還會忌憚他們經由政變成功而增長的實力、能力、膽量、能量、權謀、操作經驗，更會忌憚他們或許已經悄然膨脹的野心。今日既已功高震主，明日豈不位高迫主、權重欺主、勢眾廢主？如此潛在叛將，豈可久留於臥榻之側？！
如果有人認為這個答案只是邏輯推論或理論分析，未必會成為現實。那麼，我們就看看人們記憶猶新的既有現實吧──
2012年十八大之後，習近平讓王歧山掛帥中紀委書記，展開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反腐」風暴(其性質當然還是「選擇性反腐」)。掃除相當一批高層貪官後，習近平便在2017年十九大時把王歧山弄出政治局，僅給了他一個國家副主席的虛位。
習近平為了拿下前任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便自己全面掌控軍權，便讓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充當急先鋒，冒著政治風險挑戰郭、徐兩頭「軍老虎」。待到清除郭伯雄、徐才厚兩人後，劉源便於2017年被習近平打發去人大機構賦閒度日。
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略同劉源，也是支持習近平軍內「打虎」的一員干將；而且劉亞洲還頻頻為習的軍隊改革(2015年至2017年)出謀獻策。但在2021年歲末，劉亞洲突然遭習近平軟禁。
嗚呼！「反腐」半，老王寒；「軍虎」墜，先鋒廢；軍改成，儒將困。解放軍中每一位將軍、每一位軍官，豈能對此等現實不深思再三乎？
中國職業軍人中任職最高者──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張又俠，更是處於當前中共黨內政變、兵變危機的聚焦點或「颱風眼」，因為他們最容易被政變者盯上、拉攏、求助和任用。當然，他們也最有條件和能力來採取抵制政變命令、反對政變行動的措施，從而讓軍方在波詭雲譎、殺機暗伏的黨內紛爭中保持中立或相對中立。
因此，許其亮、張又俠兩位將軍不妨捫心自問：如果有朝一日真的來了政變命令，我應當「從命」政變嗎？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麼前任軍委副主席中，哪一位可供效仿呢？林彪？楊尚昆？張萬年？或許，可以學一學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
二位不妨繼續捫心自問：我就像「葉帥」那樣命令中央警衛局局長周洪許、政委陳登鋁率部在中南海、北戴河、釣魚台等處去抓人嗎？抓捕對象那可是一批甚至一大批「正國級」、「副國級」、「正部級」的，我到底該不該抓呢？一旦抓了人，我該承擔多少政治後果呢？
請繼續捫心自問：如果真的決定去抓人，政變方即己方在京畿的兵力集結是否足夠呢？是否還要從不久前視察過的西部戰區調集大批部隊緊急空運入京呢？然後麼，要不然兵分三路：一路接管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媒體「喉舌」，一路控制天安門廣場及機場、火車站等交通樞紐，一路包圍京西賓館、人民大會堂、國家銀行等一系列「重要目標」？
請繼續捫心自問：果真讓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政委李鳳彪興師而來、揮師而至，上演一出二十一世紀的「董卓進京」的話，「進京」後的「董卓」能否對下始終管得住部隊的紀律、對上繼續聽命於軍委的指揮呢？
請繼續捫心自問：全軍其他建制單位──各大戰區、各軍兵種、陸軍各集團軍、火箭軍各基地、海軍各艦隊等等等等，如有不服者起兵抗爭，就下令圍剿嗎？第一時間圍剿不成、制服不了對方，就不惜全面內戰、不惜兵火四起、不惜生靈塗炭嗎？
請繼續捫心自問：都說「勝敗乃兵家常事」，萬一自己死於內戰，家屬子女還有家產等事宜誰來打理？如果戰敗，出逃何方？俄羅斯？北朝鮮？伊朗？阿富汗？要不然乾脆投奔西方？不幸被俘進秦城監獄的話，那裡套房的規格標準應該也不致於太低吧？
請繼續捫心自問：如果己方大獲全勝，把黨內、軍內反對派一網打盡，接下來如何對他們「殺(掉)、關(押)、管(制)」呢？全黨、全軍、全社會如何搞「揭(發)、批(判)、查(處)」呢？全國如何軍管、如何戒嚴呢？是否還得重回「文革」呢？或者乾脆搞「北韓化」呢？黨史、軍史到頭來會如何評價本次政變及自己的角色呢？
請繼續捫心自問：國際輿論會怎樣看待如此亂象呢？國際制裁會不會導致中國經濟徹底崩盤呢？經濟崩潰會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土崩瓦解呢？「後中共體制」會如何評價本次政變及我本人呢？老百姓會不會罵我「千古罪人」呢？未來各個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們又將對此作何評說呢？
[其實，解放軍的每一位將領都應該像你們的軍委副主席一樣，認真思考一下這類問題。]
不過據筆者分析估測，許其亮、張又俠兩位將軍無意「從命」政變的可能性，應該高於上述那種會導致充滿「內戰」之類亂象的可能性。
如果許、張二將軍的確無意「從命」政變，又不想聽任或放任上文提到的「內戰」之類的亂象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也不願步王歧山、劉源、劉亞洲的後塵而委曲求全或委曲卻求不了全，那麼，有一人似可供效法、可資借鑑。此人為上將，與二位軍銜相同。此人為政治局委員，與二位黨內職務相同。此人為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軍內地位略低於二位。此人為老紅軍，走過「長征」路，其「政治上可靠」應該也不是問題。此人姓甚名誰？楊得志。
楊得志上將生平所為，想必二位早已稔熟於心；至於為何可供借鑑，估計二位也已多少猜出了幾分。而本文在下一節就只為普通讀者略作有關簡介了。
第四節「抗命」壯舉，軍人楷糢
上一節分析了「從命」案例，本節分析「抗命」案例。
中共史上(尤其是中共建政後)「抗命」案例相當少，只有1989年「六四」期間集中出現了若干軍隊「抗命」事件。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少將的「抗命」事跡，人們耳熟能詳。當時還有一事件更具轟動性，那就是解放軍「七上將」(張愛萍上將一馬當先，楊得志上將亦在其中)聯名上書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呼籲軍隊決不能鎮壓民眾。這一「抗命」之舉，也被廣泛流傳，歷久而不絕。
先話說徐勤先將軍。大約在2005年，劉亞洲在成都軍區空軍政委任上作了一次題為《信念與道德》的內部報告。報告披露了以下內情──
[北京宣布戒嚴的次日，即1989年5月21日，]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嚴部隊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周衣冰中將親赴第38集團軍軍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當面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的命令，督促他率領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徐勤先問：「調兵命令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嗎？」
周衣冰回答說：「有。」
徐勤先又問：「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簽字嗎？」
周衣冰回答說：「有。」
徐勤先接著問道：「有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嗎？」(這顯然是明知故問，當時連北京學生和市民都已知趙紫陽失勢，身為高級將領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
周衣冰回答說：「沒有。」
徐勤先隨即表示說：「這個命令我無法執行，它不符合中央軍委調兵的規定。」
依照中央軍委有關規定，凡調動一個班以上兵力攜帶武器裝備的部隊進入北京，必須有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而且調兵命令上必須同時具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缺一不可。[2]
由於抗命，「徐勤先最終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責任，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說，這一句話在解放軍中反向很大，對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也產生了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意充當『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3]
「七上將上書」一事也在解放軍內部和民間傳為佳話。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5月21日，多路戒嚴部隊進抵北京郊區，兵臨城下，屠城的危機迫在眉睫。解放軍這七位上將臨危「抗命」，反對戒嚴。他們聯名致函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呼籲軍隊不能鎮壓民眾。有記載如下──
「1989年5月21日，張愛萍、蕭克、楊得志[曾任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如上所述]、李聚奎、葉飛、陳再道、宋時輪七位上將軍聯名上書，呼籲軍隊不能鎮壓民眾。其書曰：『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鑑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1989年5月21日(簽名)』」[4]
據一位原《解放軍報》記者提供的資訊：「六四」鎮壓之後，中共軍隊並沒有像全國其它地方一樣，搞人人過關。而這就與七上將聯名上書有關，而且當時的《人民日報》還差點發表七上將上書。[5]
「六四」事件儘管其背景及情形相當複雜，但其性質屬於政變或至少具有政變成分則屬無疑。將領「抗命」，也意味著軍隊(或部隊)拒絕參與違憲、非法的軍事政變，並力圖避免政變所帶來的人道悲劇及社會的劇烈動盪。「抗命」的徐勤先和「七上將」，堪稱中國職業軍人的楷糢。他們當之無愧地受到了中國民間社會以及很多中共體制內人士的同情、欽佩、支持和讚譽。將軍「抗命」，英名流芳，人民將永誌不忘！
第五節明哲「怠命」，將之常情
上文分析了「從命」和「抗命」的案例，接下來分析「怠命」的案例。
不知「怠命」一詞是否業已存在或竟為筆者原創，但還是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一下：「怠命」與「怠工」一詞結構上相似，兩者語義上都帶有「消極」的含義。對該含義加以強調時，人們還可以說「消極怠工」，當然也可以說「消極怠命」。至於「怠命」、「從命」、「抗命」三者之間關係，或許可以說：「從命」和「抗命」是黑白分明、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怠命」則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過渡類型或灰色地帶。對「從命」來說，「怠命」就是「消極從命」；就「抗命」而言，「怠命」則是「消極抗命」。
在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軍隊「怠命」事件為數眾多，雖然其中大部分至今還不為公眾所知曉。北京軍區第28集團軍即為「怠命」之最典型一例：軍長何燕然少將、政委張明春少將為保護學生和北京市民而消極抗命(「怠命」)，自始至終拒絕開槍鎮壓民眾。
根據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1989年6月3日夜，由第38集團軍擔任戒嚴部隊「西集團」的第一梯隊，沿西長安街向東率先開進，直插市中心天安門廣場。而第28集團軍作為「西集團」的第二梯隊，則應於1989年6月4日晨，沿第一梯隊的開進路線後續跟進，限定於當天抵達天安門廣場。該部沿西長安街行進至木樨地一帶時，「圍堵的民眾數不勝數，第28集團軍的龐大車隊雖然延續好幾里，但仍然陷入人海之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少，將每一輛軍車團團圍住，紛紛敘述軍隊[「軍隊」指6月3日夜在此經過的第38集團軍]開槍屠殺[民眾]情景，許多人說著說著，泣不成聲。」[6]還有人從附近醫院拿來了死者和傷員的血衣等物證。
「血的事實立刻震撼了整個第28集團軍，導致軍心渙散，[……]圍堵的學生和民眾與停滯不前的第28集團軍官兵相處得越來越好，互相交換了許多情況，[……]」[7]。中午時分，戒嚴部隊指揮部派遣一架軍用直升機飛臨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下達中央軍委開槍鎮壓、強行推進的命令[8]。但是，第28集團軍全體官兵不為所動，自始至終堅持「怠命」，堅決不向民眾開槍，拒絕踩著百姓的屍體強行推進。民心所向決定了軍心所向。這無疑也為該集團軍兩位軍政主官的「怠命」壯舉提供了更為廣泛的民意基礎。
對於這兩位為民「怠命」的將軍，《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有如下記載──
「1989年6月4日清晨，第28集團軍部隊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遭到民眾攔阻，乘坐同一輛裝甲指揮車的軍長何燕然和軍政委張明春，不但不按照上級命令率領部隊強行開進，反而順勢停滯不前。」「當時，第28集團軍從上到下，特別是高級軍官，基本上都與何燕然、張明春持相同態度，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結果，「在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第28集團軍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沒有抵達上級所指定的戒嚴執勤位置的部隊。」[9]這支以消極「怠命」而功成名就的愛民之師、英雄部隊，其停滯不前於西長安街的輝煌時段，必將永遠載入中國軍事史，歷千載而長存！
「中共高層事後對第28集團軍進行了歷時半年的清查整頓，處理結果是：1989年11月，軍一級指揮官均被調離野戰軍部隊，受到降職使用的處分，整個軍部被一鍋子端掉了。何燕然降職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張明春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非常不幸的是，張明春在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一年後病逝。」[10]
「六四」期間又一起「怠命」事件是：瀋陽軍區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師長許峰大校消極抗命，以電台故障為藉口，不斷延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出發時間。「六四」以後，許峰大校因「怠命」婉拒戒嚴令而被迫轉業[11]，但他的事跡卻傳為美談。[註：中共軍隊的「大校」相當於西方國家軍隊的「准將」。]
第39集團軍(及其下轄的步兵第115師、步兵第116師等部)屬戒嚴部隊「東集團」，奉命經建國門、東長安街等處向西開進，直插市中心天安門廣場。「1989年6月3日下午，步兵第116師接到立即全副武裝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命令。該命令明確要求，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於6月4日凌晨1點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12]
6月3日夜晚，許峰帶領師部的幾名參謀便裝進入北京市區及天安門廣場偵查情況，獲悉有的戒嚴部隊在開進時開槍鎮壓民眾。許峰迴到第116師大部隊集結的北京東郊時，有部隊開槍殺人的消息，已經在第116師部隊官兵中流傳開了。他便告訴部下：現在通訊聯絡中斷，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也不用找我了。說完就一頭鑽進師部通訊車，再也不露面。此後，許峰帶著該師大部隊的車隊在北京城外轉悠，說是一直收不到上級指示。[13]
6月4日凌晨5時，第116師的友鄰部隊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5師部隊到達並控制建國門立交橋等指定目標。此時，許峰率該師大部隊的車隊還在北京城外轉悠。
6月4日凌晨5時許，第116師的先頭部隊步兵第347團由團長艾虎生上校帶隊，先是脫離該師大部隊孤軍單進，多次強行突破；而後再從北京火車站發起末段突擊，用刺刀挑開血路，一路殺到了天安門廣場。此時，許峰率領的該師大部隊依舊在北京城外轉悠。
直到6月5日凌晨6時許，第116師大部隊的車隊遇到第38集團軍作戰訓練處處長崔立學指揮的軍車前來尋找該師。隨後，由第38集團軍軍車帶路，第116師才無奈尾隨進城。
就「怠命」而言，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的情況，與上述瀋陽軍區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的情況似乎有某些共同之處。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也屬戒嚴部隊「東集團」。1989年6月3日下午4時，該師奉命從臨時集結地河北省三河縣緊急出發，速抵京城後沿東長安街等處向西開進，直插市中心天安門廣場，參加天安門清場行動。坦克第1師部隊幾乎是傾巢而出，進京部隊包括坦克第1團、坦克第2團、坦克第3團、裝甲步兵團，以及偵察營、通信營、工兵營、修理營等部分保障分隊。這些部隊編為兩個梯隊，分梯次開進。
仍據《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該師第一梯隊即先頭部隊以裝甲步兵團為主體，另編入坦克第1團、偵察營等單位的部分官兵，由姓閻的師參謀長帶隊先行。第一梯隊在北京地區的十里堡、八里莊、定福莊、大北窯、呼家樓、日壇路等多個地點遭到民眾阻攔，這個閻姓師參謀長每每下令強行突破、強行推進，不惜衝撞百姓，多次製造流血事件。而更為令人髮指的是：6月4日晨6時許，坦克第1師編入第一梯隊的軍官、來自某團(坦克第1團？)的團長羅剛上校在北京六部口指揮坦克突然追逐並碾壓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正在返校途中的學生人群！[14]
與閻姓師參謀長和羅剛截然相反，該師的兩位軍政主官則表現出鮮明的「怠命」傾向。坦克第1師師長徐慶仁大校、政委吳忠明大校率領的第二梯隊即後續部隊由坦克第2團、坦克第3團、通信營等保障分隊，以及坦克第1團、偵察營等單位的餘部而編成。第二梯隊開進途中也一路受阻，但始終不肯強行推進、傷及民眾。6月4日清晨6時40分，部隊開進至北京朝陽區雙井地區，再度受阻。徐慶仁、吳忠明果斷決定：停止前進，原地待命(「原地『怠命』」？)。雙井百姓圍住軍車，勸阻開進，訴說真相。看到官兵們補給不足，沒吃沒喝，百姓們又給他們送來熱水熱飯，但就是不肯讓開道路。如此對峙了十三個小時後，徐慶仁師長下令部隊繞道而行，迂迴開進。遲至6月5日凌晨1時40分，第二梯隊的大部分坦克和裝甲車才到達天安門廣場。有的車輛和官兵直到6月7日才抵達天安門廣場。[15]
上級再三嚴令催逼，下級也已大開殺戒，形勢比人強，何不隨大流？
但是，許峰、徐慶仁、吳忠明三位大校守住了人性底線。其決策有優柔但果斷，無懼責罰；其行動雖一往但弗前，不為裹挾；其精神雖平易但警人：心雖方寸居人性，頭上三尺有神靈。軍人固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槍口可以抬高一寸，就位可以遲到一步。在他們各自率領下，步兵第116師大部隊的官兵們以「徘徊『怠命』」方式、坦克第1師第二梯隊的官兵們以「原地『怠命』」方式，分別贏得了「時間差」，從而避開了血腥的天安門清場行動。
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屬戒嚴部隊「西南集團」，奉命於1989年6月3日夜經六里橋、廣安門、虎坊橋等處向東北方向開進，直插市中心天安門廣場。
第54集團軍是「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沒有接到開槍命令的部隊。該集團軍6月4日凌晨抵達指定位置天安門廣場後，戒嚴部隊指揮部詢問：你們在開進途中為什麼不開槍？該集團軍軍官稱，部隊開進途中沒有接到開槍命令。這些軍官很可能與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師長許峰一樣，因有意「怠命」而「無法」通過部隊攜帶的電台接到命令，從而立下了「槍口抬高一寸」之功。
「第54集團軍編寫的資料稱：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整個集團軍沒有開過一槍。」[16]實際情況是，少量開槍案例還是有的[17]。但北京各戒嚴部隊中，除第28集團軍沒有開槍外，第54集團軍確實是整個「六四」事件中開槍最少的部隊。
第54集團軍軍部駐地河南省境內新鄉市，軍長朱超少將「六四」後被調任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差不多算「就地消化」。論行政級別，省軍區司令員與集團軍軍長都是正軍級幹部，朱超表面上算是平級調任。但從軍事角度而論，省軍區的重要性顯然遠不如集團軍，朱超事實上已被「降級安排」。更何況第54集團軍還是中共陸軍的第二號主力，僅次於第一號主力第38集團軍，當然不能讓「忠誠度」存疑者執掌如此威猛之師，此謂之「控制使用」。由此可見，朱超少將「六四」後已不再受中央軍委信任，實際上已經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8]──此「十六字方針」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中共中央對待曾長期潛伏於原國民黨統治區、「戰鬥在敵人心臟」的中共地下黨秘密工作人員的基本方針。[這就是中共體制的「絞肉機」效應之一例。詳見下文。]
明哲保身系人之常情，亦系將之常情也。與「從命」、「抗命」相比，「怠命」多少顯得較為「中庸」──其安全係數高於「抗命」，而獲罪風險則低於「從命」。不知解放軍各位將領對此作何感想？
第六節殺機四伏，禍根何在？
歷史的經驗表明：中共軍隊的將領們「從命」也凶，「抗命」也險，「怠命」也危。從具體結果來看，「從命」者皆下場不妙而無例外，這似乎有點出人意料。更為令人稱奇的是，「六四」期間敢於對中央軍委和戒嚴指揮部公然「抗命」的「七上將」(其中包括楊得志上將)居然反而沒有攤上什麼事，這確實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中共軍隊的將領們，無論他們處於什麼樣的政治形勢、哪一類背景及情況，只要面對政變命令，無論他們選擇「從命」、「抗命」還是「怠命」，他們都處於巨大的政治風險甚至直接的生命危險之中；他們都有可能死於非命，甚至被解放軍軍事法庭判處極刑。所以他們往往左右為難、進退兩難。在某種意義上，公眾也能夠或應該理解他們的難處。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五層次」理論[19]，安全需要是人的基礎性需要。這對軍人也不例外。但中共黨內接連不斷、沒有底線的紛爭，卻往往讓軍隊將領處於本來無需也不應承受的擔憂、焦慮、無所適從甚至「政治性恐懼症」之中。
某種意義上，軍人是一個低安全、高風險的職業。在抵禦外敵入侵的戰場上，他們確實應當不畏艱險、視死如歸，縱然為國捐軀也在所不辭。這樣的事例也很多。當然，即使不在戰場上，軍人也還是需要勇氣的。如「抗命」英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六四」期間就曾留下誓言：「寧殺頭也不做歷史罪人。」
但不管是什麼人，也不管是什麼組織機構，憑什麼要讓原本還能恃勇以戰的大批軍隊將領無謂且無辜地被迫捲入和平時期的黨內紛爭，從而喪失其最起碼的人身安全感呢？
如果說，一旦接到政變命令，將領們不管「從命」、「抗命」還是「怠命」，都不能免於禍患的話，那麼，沒有接到政變命令的將領和部隊，是否就能得以倖免於禍呢？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我軍」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有些部隊、有些將領，根本沒有接到過任何政變命令，也無從選擇「從命」、「抗命」還是「怠命」，更沒有參予任何政變準備或政變行動，結果還是因所謂「政變」問題被整得死去活來。這些事例中最知名的便是：駐紮在北京昌平南口鎮一帶的北京軍區第38軍坦克第6師，因被懷疑要在1976年10月參與「四人幫」準備的「兵變」，於是該師上上下下被查了好幾年，結果證明：所謂「兵變」，純屬子虛烏有。這真是：軍在營內駐，禍從天外來。
在中共體制下，元帥、大將等軍頭更容易被無端指認為政變、兵變的「主謀」。「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使下，一會兒說賀龍要搞「二月兵變」，一會兒說陳毅要搞兵變，一會兒批彭德懷1959年準備搞政變，還有批羅瑞卿、廖漢生、楊成武搞「兵變」的，不一而足。那些揭露、聲討上述元帥、將軍們「兵變」的大幅標語、大字報、傳單、紅衛兵小報等等，筆者未成年時在上海市中心街頭見識過不少。1971年「九·一三」後有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說是林彪要搞政變，但也不見有充分的材料佐證和足夠的事實依據。
歷史資料表明，解放軍十大元帥中，毛澤東直接害死了朱德(1976年)、彭德懷(1974年)、林彪(1971年)、賀龍(1969年)，間接害死了陳毅(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鬥徐向前，長期打壓劉伯承。除劉伯承外，以上幾位元帥被扣上的各項罪名中都有「政變」或「兵變」一項。
1966年5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主要針對朱德所謂「政變」一事。會上，陳毅喝問：「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大概是為了證明朱德有政變的思想基礎，周恩來指責朱德「長征」途中想「黃袍加身」而與張國燾「勾結」，還誹謗說朱德是黨內的「定時炸彈」。林彪、康生、張鼎丞、烏蘭夫、薄一波等人紛紛發言和插話，參與圍攻。面對這等讕言、這種危局，朱德已經不便反駁，只好退而辨白：「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20]
與朱德共度共產革命生涯幾十年的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能不了解朱德的為人嗎？自「南昌起義」以來與朱德共赴沙場、在其麾下幾十年的那些元帥、大將，能不了解他們的「朱總司令」嗎？但只要毛澤東稍加指使，這些人就變得像瘋狗惡狼般撲將上去，狠命撕咬，血口噴人，把「我軍」一號元帥摧殘得慘不忍聞。
[不久後，這些人自己又被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親密戰友」和部下揭發、批鬥、整得死去活來……如此一輪輪人整人、人殺人，或見血或不見血，輪輪不已，整人不停、殺人不休。這就是中共體制的「絞肉機」效應。]
1967年毛澤東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帶槍的劉[少奇]、鄧[小平]路線」，「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之後，不僅元帥、大將接連落馬，很多上將、中將、少將也在劫難逃。彭德懷在外省屢遭批鬥而被打成重傷未愈，1967年夏秋又被揪到北京各大單位到處批鬥。陪鬥者中就包括：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解放軍大將黃克誠、譚政，上將張愛萍、李志民，中將肖向榮、王尚榮、廖漢生等多名高級幹部。[21]
2021年，中國歷史學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一書。「書中統計，清洗合計波及少將以上高級將領265人。占文革前少將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時的十名元帥和十名大將中，七元帥被整肅，五名大將被削職；上將27人，占上將總數47%；中將74人，占中將總數42%；少將153人，占少將總數11%。[……]據中共官方統計，至1975年，全中國解放軍受審查共4.4萬多人，其中正軍職以上幹部361人。」[22]
以上僅僅涉及「清洗」、「被整肅」、「被削職」、「受審查」人數。至於大面積的「受衝擊」者，則難以統計。而且上述統計截止於1975年，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假如統計截止於1976年「文革」終結時，相關數字應當更高些。
解放軍每一位將領都應當想一想：軍隊為什麼會遭如此劫難？國家為什麼會那樣混亂不堪？即便可以搪塞說那不過是「文革」那個特定時期的特殊現象。那麼，我們還是可以而且應當繼續發問：「文革」的罪惡清算了嗎？「文革」的教訓總結了嗎？「文革」如果捲土重來，我們靠什麼來避免和預防呢？有制度保障嗎？如果無法排除「二次文革」的潛在危機，軍隊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危機呢？
以「文革」之荒唐殘酷可以想見，一旦「二次文革」降臨，又有什麼離奇古怪的事發生不了呢？比如，有朝一日，發動「二次文革」的「人民領袖」指令「黨中央」起草一份「關於許其亮、常丁求、郭校普反黨篡軍集團的通報」，下發至縣、團、局級。《解放軍報》還作出相關報導，標題為《從林立果到許其亮──空軍新黨委深挖政變根源》。再比如，張又俠在政治局、軍委聯席會議上，被眾人指責為「有野心」、「想當軍委主席，稱自己有這個條件」、「羨慕林彪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說只怪林彪後來太高調，班才沒接成」。這些指責當然無需證據。張又俠若要辯白，就是「對抗中央」。再比如，三十多所外地軍校的造反派聯合進京揪鬥張升民，把他打得休克，送進醫院。醫生問打人者：「怎麼把人打成這樣？」回答是：「他過去整人，現在文革來了人家當然要報仇。」再比如，按「人民領袖」旨意而舉辦的十萬人規糢的「全軍反兵變」批斗大會上，李作成的罪名是「帶頭搞兵變」，魏鳳和的罪名是「策動火箭軍部隊支持李作成叛亂」，苗華的罪名是「為兵變作動員、為叛亂造輿論」。這三位軍委委員剛一開口申辯，就像彭德懷、張升民那樣被當即打翻在地。給三位陪鬥的二十多位正戰區級、副戰區級將官站成一排，低頭作認罪狀。站在排頭的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其罪名是「里通俄國、對抗中央的當代高崗」。批斗大會主席台上，領頭在軍內造反、此刻主持大會的一位校官手持電喇叭高聲嚷嚷的倒是實話實說：「你們這些軍委的老爺們，過去根本不把我們基層部隊官兵放在眼裡，還要把我們踩在腳下。現在，有人民領袖撐腰，我們基層官兵翻身站起來了！我們要把你們批倒批臭！讓你們像徐才厚、郭伯雄那樣遺臭全黨、全軍！毛主席過去搞了第一次文革，現在我們要繼承毛主席遺志，在人民領袖指引下，把第二次文革進行到底！」
與上述設想類似的荒誕劇情，在「文革」中曾經普遍上演。它們如果在「二次文革」中再度重演，也是不難想見的。
的確，「文革」是「我軍」將領這一群體迄今所遭受的最精準的打擊，是人員傷亡最慘重的損失，也是最不堪回首的歷史夢魘。「我軍」廣大將領固然應該時刻警惕偏愛「文革重口味」的「人民領袖」再度出現，但是，剷除「文革」得以產生的各種政治因素、體制結構和社會條件，才是根本之所在。
從根本上說，對共產黨國家的軍隊將領們最大的安全威脅，恰恰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如果「我軍」廣大將領一時還難以從思想理論上認識這一悖論，不妨先看一下西方民主國家軍隊的現實吧！
現實是什麼呢？現實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能夠切實有效地禁止「槍口對內」，能確保軍隊不參與國內政治事務、政黨間紛爭及政黨內部派系紛爭。民主制度還能夠保證軍隊只管國防事務，只允許「槍口對外」。
這一制度保證，其一是杜絕了軍隊干政。軍隊不會政變，不會去抓捕總統、議長、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後者中間也沒有誰可以或敢於對軍隊下達政變命令。這樣就保證了國內政治及社會的「穩定」、「和諧」和「安定團結」(這是中共希望、祈求、鼓吹多年而不可得、不可達的)。
其二，它也確保了國內政治的變化，不會給軍隊將領們帶來人身安全的不確定性和職業生涯上的不確定性(「我軍」將領還多了一重政治前途及政治生命上的不確定性)。
其三，西方軍隊將領不需要聽從某一特定政黨的「指揮」，沒有「軍委主席負責制」，沒有政治學習來擠占軍事訓練和業餘休息的時間，沒有必要搞弄虛作假的演習，不會參與演出「內緊外松」之類的地方「維穩」戲碼，沒有「組織紀律」事先規定好的站隊表態，沒有違背大多數人意願的所謂「大局」要違心地加以維護和顧全，更沒有人用「黨性」來作為禁錮每個將領的精神枷鎖、思想牢籠……
其四，西方軍隊將領可以不受政治干擾而「全部心思謀打贏」，全神貫注於軍隊的發展和建設，全部精力奉獻於國防事業，不會也無從「槍口對內」。
其五，沒有人可以或敢於向西方軍隊將領下達鎮壓人民的命令，因而將領們也絕不會被迫背上「鎮壓人民」的黑鍋。按照西方將領們所熟悉並充分享受其中的法制社會背景和軍事制度，假設他們身處「六四」期間「七上將」的位置，他們不僅可以抗命，而且還有責任起訴中央軍委和戒嚴部隊指揮部。
所有以上這些西方軍隊的現實，其中大部分不正是「我軍」不少將領心嚮往之的軍隊發展願景、夢寐以求的國防建設格局嗎？
歸根結底，只有「我軍」成為一支高度職業化的國防軍，成為一支非「黨軍」化、非政治化的國防軍，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唯其如此，「我軍」將領們才能最終避免由某位或某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出於一己之私、一派之私而悍然策動政變所強加於職業軍人的人身安全風險、職業生涯風險和政治生命風險。唯其如此，「我軍」將領們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被中共體制這個「絞肉機」所吞噬的悽慘命運。
第七節嚴守中立，遠禍自保
也許有讀者會說：中國不是西方國家，目前也還不是民主國家。一黨專政是目前國情，「黨指揮槍」是目前現實。討論問題要立足國情、面對現實。那麼，我們就根據目前的國情和現實，並根據「我軍」廣大將領的實際處境，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我軍」眾將領完全有權要求不要讓他們捲入政變、兵變。他們可以就此聯名上書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換言之，可以學一學「七上將」上書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七上將上書」不正是發生於一黨專政的國情、「黨指揮槍」的現實、「六四」期間黨內矛盾尖銳的背景之下嗎？
「我軍」眾將軍可以上書請求「黨中央」各位領導──
如果您像毛澤東那樣身為黨的一把手，在黨內又屬於少數派，那就請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按黨章原則辦事。請不要借軍隊來震懾多數派，請不要用類似於發動「文革」的手段行事。若您動用軍隊、靠發動「文革」的手段行事，則最終會讓全黨、全軍所有人都招致災難，也會讓您的配偶像江青那樣招致災難。所以，請千萬不要策動我們政變，因為我們都不想當林彪。
如果您像鄧小平那樣屬於已經退休的「老同志」，那就請安度晚年，不必過問中央日常工作。如認為確有大事需要「老同志」躬親參與，可以請求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把您和其他「老同志」擴大進去，或者採取其他辦法如去北戴河議政之類，反正要按黨章辦事。請不要以「南巡」、「西巡」來號召軍隊聞風而動、「保駕護航」。所以，請千萬不要策動我們政變，因為我們都不想當楊尚昆或楊白冰。
如果您像江澤民那樣黨內最高職務任期屆滿，則理當卸任而不應謀求超期連任或超期續任。超期連任或超期續任都不符合黨章規定，違反黨內共識，還可能為個人崇拜招魂、為「文革」復辟張目。請您和我們一起記取軍隊違反黨章的教訓，更確切地說，是記取策動軍隊違反黨章、攪亂黨內重大會議議程、推翻政治局決議的教訓。所以，請千萬不要策動我們政變，因為我們都不想當張萬年。
如果您像華國鋒、葉劍英那樣面對不明朗局勢，請不要靠槍桿子鋌而走險，請不要命令軍隊用武力解決黨內反對派。如果我們聽命於你們的反對派來抓捕你們，這顯然不合適吧？那麼，我們聽命於你們去抓捕你們的反對派，這顯然同樣不合適。而且陳雲已經有言在先：「粉碎『四人幫』」這種政變行動，要「下不為例」。所以，請千萬不要策動我們政變，因為我們都不想當汪東興。
其次，「我軍」眾將領都是中共黨員，其中還有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另外還有人身兼中央軍委委員及副主席。他們完全有權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內和軍內頂層機制及其運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以往「偉大領袖」之類的領導人「據黨為私用，握軍為私器」的弊端積重難返，非經艱巨的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去除，所以眾將領似可暫不討論這一論題。至於二十大前的當務之急，還是應當先著手儘量減少「黨指揮槍」運作中的派系化、私有化、個人化程度。換言之，眾將領可以而且應當盡力而為，促進「黨指揮槍」運作中的非派系化、非私有化、非個人化。
黨領導軍隊要非派系化。不能強制要求軍隊將領們在政治上表態、站隊，以逼迫他們支持或反對黨內最高層的某個人、某些人或某一派別。不能以此搞政治劃線，更不能以派系決定將領們在軍內的升遷沉浮，甚至生死存亡。如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曾以對「六四」的政治態度劃線，在軍內搞過「楊家將」(儘管這個名稱是別人起的)。這樣的做法今後應當絕對禁止。
黨領導軍隊要非私有化。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之子、少將郭正鋼說過：「全軍幹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這就是軍權私有化最典型的寫照。即使不具有家族化性質的准私有化也應當絕對禁止，如上文提到的「楊家將」。
黨領導軍隊要非個人化。不能搞「定於一尊」的君主制，不能搞「一言九鼎」的一言堂。「黨指揮槍」，指的是全黨指揮全軍，並非只是讓黨的領導層內摸得著槍的個人指揮槍，即使任職最高者亦不能例外。例如兼任軍委主席的政治局成員，在政治局表決有關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意見時處於少數，就應該「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應該利用軍委主席的職務便利，在軍隊推行自己被政治局否決的意見。否則，就屬於個人或少數人不服從根據多數人意見而作出的組織決議，也就同時違反了「個人服從組織」。某些政治局的決議可以代表中央委員會的意志，誰違反這樣的決定也就同時違反了「全黨服從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