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從高加索完全遷走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1944年2月遷走印古什人和車臣人，3月遷走巴爾喀人，5月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遷走，6月克里米亞的希臘人被從自己的家園趕了出去，11月喬治亞的梅斯赫特突厥人與赫姆辛人被遷移。到1953年史達林逝世的時候，身份被劃定為所謂的「特殊定居者」的遷移人數為二百七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萬日耳曼人、三十一萬六千車臣人、八萬四千印古什人、十六萬五千韃靼人、十萬立陶宛人、八萬一千卡爾梅克人、六萬三千卡拉恰伊人、五萬兩千希臘人、五萬梅斯赫特突厥人、四萬五千摩爾達維亞人、四萬列托人、兩萬愛沙尼亞人（75頁），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監禁和槍斃的人數，也不包括凍餓病死的死亡人數。這些「被懲罰民族」的民族政權同時被撤銷，所謂的「少數民族自治實體」是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受壓制的各民族被迫經受了極度的身心創傷——屈辱與喪失集體尊嚴，成為被摧毀民族和無法律地位的「雙重少數者」，它們的領土分給其他共和國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單位。在被安置地，這些人被剝奪了基本公民權，受到種種嚴格的限制，他們只能居住在劃定的「特殊居住區」內，在居住地四邊設置了路障、崗哨，移民不能隨便出入，每月要到當地內務部門特別局登記，共產黨員要由武警押送參加黨的會議，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開設學校、發行書籍和報刊。像日耳曼人原來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學，而遷入地沒有一所學校；克里米亞韃靼人原來有九種報紙、三種雜誌、一所科學院和一個民族劇院，強迫俄語教育使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雖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別給日耳曼人和韃靼人恢復了名譽，認為給他們加上支持德國法西斯的罪名是毫無根據的，但是遷移後遺症的難題卻無法抹平。後來這些民族返回家園的鬥爭成為蘇聯解體的導火線，也是如今族際關係緊張和族際衝突的主要原因。
「強制同化」與「人為異化」
後史達林時代，單一的發展戰略和強迫接受來自中央意識形態宣傳的總體框架並沒有改變，但是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告一段落。此後的1960年至1980年，蘇聯政府都在為消化史達林懲罰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後遺症」絞盡腦汁，當時的政策是「花錢買平安」，政治上的鉗制與經濟上收買並行。應當承認，這一階段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計劃體制在工業化原始積累中的優勢外，蘇聯統一計劃經濟空間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蘇聯一方面強化中央集權，對各個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層級」理論消除地方認同（60頁），使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族裔關係不匹配。此時民族政策的具體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權，卻比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經濟。蘇聯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僅僅是根據領導人的喜好，有時固然搞強制同化，有時卻也搞人為的「異化」、誇大的文化保護意識，有意識地搞一些大熊貓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視與文化再造並行」，文化特徵成為被中央使用的戰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聽話，別的什麼唱歌跳舞、傳統民俗、年節禮儀乃至語言文字之類的「民族特色」不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還大力提倡，甚至人為地阻斷自然融合，強化民族差異。政治上不許有異端，「文化」上卻提倡有「特性」，一些「專業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發展，甚至被炫耀」（77頁）。但是排他的特性認同一旦形成就難以逆轉，而缺乏人權導致的不滿卻不會因為「文化」的受保護而消失，而從唱歌跳舞中成長的排他性認同反而成為爭自由的紐帶，「潛藏的隱性民族性」一旦有機可乘就會轉化為顯性的政治民族性、激進民族主義。比如蘇聯時期「文化」上如此受抬舉的穆斯林族、白俄羅斯族劇變以後不但照樣反水而去，有時還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並沒有因為「文化保護」而減少。
第二個特點是「以麵包代替自由」，經濟上向民族地區傾斜，對被統治民族在嚴防政治異端的同時，給予經濟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賜，甚至犧牲「統治民族」的利益來實現這一點，而這樣做無需徵求「統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們「代民作主」鎮壓非俄族裔的帳被算在了俄羅斯人的頭上，導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羅斯，連帶怨恨聯盟。但他們「代民作主」慷俄羅斯之慨恩賜於非俄民族，卻不會使後者感謝俄羅斯，俄羅斯人卻因此埋怨蘇聯。這種兩邊不討好的做法不但使兩邊對聯盟都增加了疏離感，造成政治高壓消失後的聯盟更難維繫。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買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國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過了俄羅斯地區，以為討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證蘇聯各民族的團結，尤其是後期由於培養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識分子，實行幹部本土化，並且處處迎合這些群體的利益。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推動蘇聯解體的強大力量源泉，正是蘇聯培養的這些貌似「沒有民族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蘇聯（12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