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這種體制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人敢於承擔責任和缺乏長遠考慮，蘇聯整個的官僚體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絕對不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史達林種下的民族惡果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直至形成與「民族政策有關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種「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辦法假裝它不存在。官僚集團一致的做法是「繞著走」，不去碰它、不去變動它，守住舊攤子，保住烏紗帽。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說法是：「蘇聯是發達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和諧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現過試圖推動民族關係的企圖，比如1977年新憲法討論過程中涉及民族關係，1984年蘇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議成立一個社會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員會，專門理順民族關係和解決各民族之間的領土爭端，但是都由於遭到黨內強硬派的反對而流產再無人提及。到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時期，民族問題的累積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安德羅波夫在慶祝蘇聯建國六十周年時承認說，蘇聯的民族問題十分嚴重，解決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險。1991年統計，前蘇聯七十九個地區有領土爭執問題，蘇聯解體以後地區劃分變成了國界問題，於是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民族矛盾的導火線。當時的主導思想是強調各民族將來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蘇聯會出現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蘇聯民族」，但是當「蘇聯民族」的認同尚在「過渡之中」（102頁），民族裂變的大潮就已到來了。可以說後史達林的蘇聯對民族問題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明確政策和長遠理論，俄羅斯是在沒有做好「收縮」準備的情況下就面臨族裔關係的巨大挑戰，當蘇聯控制的「鐵幕」突然崩潰時，俄羅斯拿不出任何應對民主派和民族勢力的有效理論武器。
「新帝國症候群」的產生及其族裔和諧之路
蘇聯解體後，葉爾欽的「國家收縮」戰略強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442頁）和「優勢群族」心理的俄羅斯人。長久以來他們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歷史，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都是「偉大的蘇聯國家」和「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身份認同，而如今轉軌時期經濟長期在「平底鍋」里徘徊。有兩千五百萬俄羅斯人「轉眼間發現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國的居民，很多的俄羅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獨立國家的政治進程之外」（444頁），到處呈現的「一盤散沙」現象令俄羅斯飽受「身份認同危機的折磨」（445頁）。於是，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競相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曾任政府部長的鮑里斯·米羅諾夫公開說：「假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那麼，我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莫斯科新聞》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整個社會的「火氣旺盛」（562頁）。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靈魂在蘇聯的軀體滅亡以後，又在民眾的心中復活了，各種極端形式的俄羅斯族裔民族主義團體紛紛亮相，迎合了失落了大國自豪感的俄羅斯人的不平衡心態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導向。蘇聯霸權型的民族主義經歷了質變後開始「向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轉移」，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耗盡了潛能之後，「逐漸被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姿態所取代」（452一453頁）。
有人說，現在的俄羅斯瀰漫著「史達林熱」，表明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懷念之情。其實只要稍微深入觀察就會發現，目前俄羅斯回歸的是從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挖掘「光榮的往昔」的民族訴求。意識形態霸權降低與民族主義霸權抬升經歷了一個雙向互換過程。官方有意識地對史達林在進行一種「選擇性地再塑造」，以一種「理想篩選」，使人們忘記「大清洗」和「大饑荒」，對「史達林時代充滿罪惡的『好日子』」抱有幻覺（英《今日歷史》2009年10月號），似乎「蘇聯那時是多麼『安全』和『幸福』的一個地方，那裡的各族友誼鮮花盛開」（475頁），這些沉浸在「大國光榮」懷舊的矯飾話語中透露出俄羅斯人的安全焦慮、安全恐慌。
布熱津斯基希望俄羅斯回落到一個類似法國、英國那樣的「正常國家」，或者像「奧斯曼帝國滅亡後的土耳其一樣」，「把自己純粹限定在一種切合的環境內」，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羅斯與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並列，這種國家降級、民族下行的局面讓俄羅斯人憤憤不平。而現實當中國家領土的收縮、歐洲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這一切叫當慣了老大哥、歷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國人怎能無動於衷呢？怎麼能不點燃俄羅斯人「熾熱的頭腦」呢？「蘇聯遺產生成的原動力」（472頁）是現在俄羅斯的民族建構的重要落腳點之一，它既綜合了沙俄帝國的內容，也保留了蘇聯時期的支配權觀念。帝國的三色旗幟和蘇聯鐮刀錘子的旗幟只有在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結果就是——「新帝國症候群」的產生。似乎只有這樣才可以凝聚民族認同，才可以培養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韋傑夫政權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新詞彙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俄羅斯的偉大之處，以及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符號和標語口號。由於出生人口減少，學者們發出了「俄羅斯正在死亡」的呼聲，民族學研究所的科茲洛夫教授提出，為了避免「俄羅斯族體死亡」要採取政治措施（18頁），據社會學調查結果看，這種趨勢依然在發展著。
季什科夫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雙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對蘇聯解體後那個空間所處的理解和尊重，這可能會阻礙這些國家內建立內部和諧與自尊的進程（550頁），同時，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義——周邊的防禦性民族主義正在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偏執，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534頁），而「新帝國症候群」唯我獨尊的成分又會損害周邊民族，容易產生新的緊張關係。
如何化解後蘇聯的族裔緊張關係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決方案是：需要對俄羅斯的尊重，尤其應當把對其領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內，橫向結合、減少族裔懸殊、加強地方自治、實行立法多元化、強化秩序並控制武器、拓寬和平區、對族裔領導人進行教育、建立領導人的責任制度、強化族裔和諧的國際因素等等。他尤其強調的是，知識分子不能喪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於正視自己靈魂深處的「大俄羅斯主義」的陰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現今的俄羅斯「政治和學術界的確出了毛病，這兩個領域都沒有準備好去『承認我們錯了』」（554頁），如今大多數人仍「淹沒在膚淺的、火力旺盛的」以「熾熱頭腦」形成的潮流中（562頁）。他告誡知識界說，當事者迷的非理性衝動不可能對俄羅斯的「新帝國症候群」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假如學者和知識分子照樣還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場上，不克制那種發號施令的傲慢」（555頁）和「俄羅斯式的『命定說』的陳舊的傲慢」，他們的夢想將會破滅，俄羅斯「新帝國」的夢想也會破滅。
